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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搭配

2020-05-21

中国小说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副院长。主编出版大型文学丛书《新活力作家文丛》,成果曾获中国文联理论批评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刘勰文艺评论奖、齐鲁文学奖、山东省图书奖、《当代作家评论》奖等,被《人民文学》和《南方文坛》主办的第六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推选为“2007年度青年批评家”,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出版有个人专著《世纪末夜晚的手写》、《碎时光》、《爱与痛惜》、《活文学之魅》等。

中国城市文学的生成,当然要有经济文化等大背景的因素,但是就创作主体而言,它建立在较为普遍的盘踞于城市者们越来越多的城市感知和书写经验的基础上。在这种有如巴尔扎克般的“城市之心”一旦坚定之后,置身中国式的当代境遇,萃取中国文学的认知传统,以更新的艺术手法整合生成今日中国式的城市文学之大观,文学发展的大势也演员们觉得很意外许就可以从“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发生根本性的位移了。

都市小说的景观与梳理

上海,素来是最为惹眼的城市文学大本营。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史上,所谓“城市文学”,更大程度上是指以上海为中心地域展开文学叙事的都市小说。当今的状况已有所改观。

现代性商业的发达,使上海成为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渊薮,从1890年代前期韩邦庆在《申报》代售的半月刊《海上奇书》专刊连载 《海上花列传》开始,现代城市文学出现了生成的萌芽,此后通俗文学刊物难以计数、花样翻新,通俗文学写作行列涌现了从包天笑、周瘦鹃到张恨水、程小青、顾明道、还珠楼主、孙了借鉴彼此经验红、王小逸等作家,这些专供市民阅读的通俗文学作品,几乎大都作为上海特产畅销于市。上海还是一个现代派文体实验基地。对西方文学观念与手法的引介、模仿和借鉴的新潮,在上海形成了最大的漩涡。从上世纪20年代创造社的“为艺术”的作品,到 0年代及其后异彩纷呈的文学景象: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刘呐鸥、穆时英的新感觉派小说,戴望舒、梁宗岱的象征主义诗歌,穆旦等部分“九叶”诗人的现代主义诗歌,张爱玲、苏青的“传奇”小说,还有蒋光慈、丁玲、夏衍、茅盾等人的“左翼”文学等等,形成了城市文学复杂的地貌。但总起来看,上海的确是“现代派”文学的乐园,都市文化和物质感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认知的同构关系,在上海体现的尤为充分。

“海派”城市文学的定位还是有迹可寻的,因为它有一个巨型的参照物,即以“京派”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历史学家陈旭麓曾经说过:“京派是传统文化的正宗,海派是对传统的标新,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 ”

所谓京海派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之争。在这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差异性特征是“新感觉派”与沈从文、萧乾等京派乡土作家在意象符号系统上的天壤之别。乡土文学的意象符号无非是乡间风物民俗:山水田苗牛马船轿民服农具年节嫁娶吹打弹唱一类,在想象中具有永常的相对恒定性,给人的时间感是徐缓的,色调是和缓的,而且它们不是兴奋的“材料”而是安然的实体和秩序,作者在此寻找一种内心情感的慰藉和安妥;城市则不然,在“新感觉派”的笔下,上海被最大可能地“符号化”:高楼大厦、汽车、人流、租界、洋人、洋文、报馆、电梯、舞场、阔佬、美女、霓虹灯、影戏院、夜总会、咖啡馆、赛马场、百货店等等,这些符号被不断拼贴切换闪回,造成难以自禁的速度感,置身其中的人物几乎个个神情恍惚,服务于夜色刺激下的冒险游戏。标新立异的意图与这种高度符号化和夜生活化的都市相契合,写作者骚动混乱乐此不疲的意识流也便跃然纸上。

在笔者看来,充其量,“新感觉派”作家为文学史提供的是有些妖魔化的城市文学。上个世纪末,棉棉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带有“新感觉派”的遗风和美国60年代 “垮掉的一代”的写作”特质,人物行为更加任性,符号系统有所更新;卫慧最初阶段的中短篇作品尚有许多“成长小说”的印痕,而长篇小说则是对“新感觉派”的符号化系统的刷新和极大扩张。

京、海两派市民文学的双峰

近年出版界和文学界曾多次提及中国的“双城记”、“三城记”,上海和香港的城市书写问题一度成为文学研究热点,也许是受到“后殖民”理念的影响,或者是“国际化大都市”的自我蛊惑,更有可能是人们按照符号化的程度,而不是从“人”的文学经验和文学资源角度来看城市,在这“城市文学”的“拔尖”研究中也便取上海加香港与台北。

如果真的就“城市文学”的艺术成就而论,现代以来的“市民文学”价值最高。我们已经有了张爱玲的上海大家族市民日常生活传奇和老舍的北京胡同市民日常人生写照,这才是相映成趣的“城市文学”的双峰。

张爱玲自言的“传奇”,其实就是日常人生:恋爱、嫁娶、交际、较劲、生老病死,在难堪、猥琐、暧昧、算计、争讨、挣脱的实际人生中对普遍的、安稳的一面的人趣、人情和人性的向往、依靠和欣赏。这就是张爱玲在内心里面的“冷”与“暖”的辩证取舍。[NextPage]

许多读者受一些学者对《金锁记》导读的印象影响,认为张爱玲的小说调子灰冷,简直是对城市人性恶的心理分析和批判。其实张爱玲的整个写作就是一部“烬余录”,其“苍凉”、“凄哀”况味在于热度的更通过《返老还童》、《社交战》的连败在学院内巩固了一批死士渐渐消失,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文学”终于有了“人”的心思和体温,虽然人物几乎都具有衣食无忧、诗书盈室、商贸精通的大家族背景,但他们更有各自的生活和想法,于是也就有了极其丰盈的小心机、小私密、小动作、小眼神和小说法。这些“小”市民性血肉和“大”都市的筋骨其实是最相匹配的。这一切,关乎个人的“命”,也关乎城市的“运”;关乎恒常的日子,也关乎突变的世事。

老舍是对皇城根下的平民生态最有感情的作家,研究者们曾经给老舍的文学境界以极高的夸张,《骆驼祥子》和《四世同堂》的实际社会与具体时代背景成了人们评价老舍的高尚入口。其实,他的所有小说的主体性判断都很单纯:任何不让市民不好好过日子的因素都是混帐东西。他的主人公总是巴望着把日子逐步地安稳下来,慢慢地富裕起来。可是,或者时局或者一次失误会导致人性的扭曲甚至变质,从而使生活的轨道变形甚而至于生存出路的封堵。

他们是地道的城市平民,所望常被所见修改、所想总被所遇打断,他们在时代的变迁中被推搡,在命运的冥冥中被捉弄,在强势的支配中被安排,他们的自觉性只针对日子,雷打不动地就在过日子的巴望中忍耐坚持,一旦韧性断了,也不一定非要寻死上吊,更大的可能是滑向沉沦和堕落。

老舍甚至不忍割舍小说中的市民习气——他“爱”。这种“爱”是沉浸在里头的,他的心活在市民的日子里。老舍对京城的书写中颇有些“京派”作家们那种对乡土一样的深情。老北京四合院的生活情境确实有点类似小城镇的乡居味道,老百姓居家过日子的京城仿佛就是由许多个小胡同联结起来的小城镇组成的。所以老舍笔底的庙会、年节、婚姻、饮食男女、风潮等等世俗风貌都在普通市民那里带着杂沓的声响和丰富的表情。可谁又能说北京不是城市呢?写出了活生生的北京人的性格、生计、家计、活法和念想,这不是典型的“城市文学”还能是什么呢?

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流转、遭遇及其深在意味的呈现,也许不应该仅仅是老舍和张爱玲他们的市民日常生活写作的优长,它对于城市文学和乡土文学同样具有普适性。

新时期城市文学的书写

1980年代以来的“城市文学”,以“上海书写”最为醒目。王安忆的写作积累客观上为“上海书写”提供了相当充足的经验。曾有《本次列车终点》、《停车四分钟的地方》、《69届初中生》等以返城知青的视角叙写他们的迷茫,也有如《墙基》这样的小说展现两条弄堂里的市民历史生活演变中的命运和文化、观念及心理冲突,还有《锦绣谷之恋》这样的在城市里顺序乏味地工作生活的人走出围城打算去试错而终于回返的故事。

可以顺便提及的是,1990年代中后期,从上海文学批评界经由《上海文学》发起的“人文精神”讨论,倡应的作家几乎都是写过知青返城后精神上回恋乡村这一类故事并对“文化寻根”曾经热衷的人,韩少功、张承志、阿城、李锐等等都有醒目的表现,现在看来,其内里既包含了些许“乡土文学”的文化精神的追寻,也承接了某些曾在上海活动过的后期创造社及左翼文学家的意识形态 的余绪。胡风早就说过“上海是个海”,这个海的复杂性似乎并没有得到“上海书写”与之相匹配的文学书写。

就在“人文精神”讨论初始时期,王安忆的《长恨歌》的出现,有点生不逢时。虽然当时媒体和专业人士禁不住要拿王安忆跟张爱玲作比附,占上风的看法跟作品里在弄堂上空翻飞的鸽子的视线差不多,认为当代的“上海书写”甚至整个“城市文学”,因为有了它,便有了一个不同往常的“制高点”。《长恨歌》真正发生较大影响是在“人文精神讨论”热劲过后的事情。2000年该作获得了第五届 “茅盾文学奖”,此前此后,热评如潮。

关于产生“上海 ”的旧上海和《长恨歌》主人公王琦瑶的命运的关系,王安忆说:“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无需风险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 ”这也许是“上海书写”的一个特质所在。王琦瑶这个形象有着明显的女性自恋色彩,从青春美到夕阳红一直都风华绝代,即便到了暮年也仍有年轻人倾心追慕。女作家用不老的女主人公为上海这座城市找到了性别。

上海妇联的网站报道说:“2001年12月,王安忆在国际上又获得了一项重要的荣誉。马来西亚的 《星州日报》花踪文学奖,在华文世界里赢得了很大的声誉。这一次,他们把影响更扩大了,设立了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奖,特邀国际上18位著名华人作家、学者组成评委会。评审结果,王安忆被评选为全球最杰出华文作家,获得首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国际上著名的学者李欧梵教授在致评审词时说:‘王安忆的《长恨歌》描写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将这座城市写成一个在历史研究或个人经验上很难感受到的一种视野。这样的大手笔,在目前的世界小说界来说,仍是非常罕见的。它可说是一部史诗。 ’这个极高的评价,再一次说明了王安忆在当今世界范围内用汉语写作的作家中的突出地位。 ”[NextPage]

近年来王安忆专注于对现实中的市民和进城打工者的底层关怀写作,发表和出版了 《富萍》、《妹头》、《发廊情话》等长、中、短篇小说,《妹头》的内容简介中有这样一段话:“当妹头准备移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时,这个平凡的爱情故事突然走出了真实,因为它失去了上海。这正是王安忆试图描述的中心。王安忆最擅长的,就是对极细小琐碎的生活细节的津津乐道中展现时代变迁中的人和城市。 ”可见“上海”是多么重要和关键。这和现代沈从文在“乡土小说”中的湘西迷恋是否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沈从文没有把玩“极细小琐碎的生活细节”的兴趣并和“时代变迁”相勾连的意图。

假如王安忆非要把“上海书写”写作到“乡土文学”的份上,那也是不可能的了。这倒让人想起当年沈从文评论一位海派名家的话:“‘都市’成就了作者,同时也就限制了作者。 ”

城市文学大观的生成可能

关于1980年代以来的“上海书写”的作者,还有程乃珊、须兰、陈丹燕以及朱文颖(以写上海和苏州为背景的小说见长)、卫慧、棉棉、任晓雯等,几乎清一色女作家。这和其他城市文学形成了鲜明的性别叙事差别,比如叶兆言的“南京书写”,慕容雪村的 “成都书写”,谢宏、丁力的“深圳书写”等等都是男性叙事。城市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正在逐步消解人们对“中国城市书写”的“上海书写”强势一元化的印象。

由于对“城市书写”的都市符号化认识的惯性,以及近年学界对所谓“现代性”的过分热衷,1980年代以来的“京味”小说一直没有纳入“城市书写”的范畴进行认真研究,从邓友梅、汪曾祺、陈建功、刘心武、苏叔阳、韩少华到王朔、刘震云、邱华栋、张驰甚至居住京外的 (《永远有多远》),他们在传统文化和现代审美的矛盾与整合方面的展现出来的语言 和叙事活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蔚为大观的“北京书写”,除了少数学者如赵园、贺桂梅等有专论,它长时间地经受着当代文化与文学研究界有意无意的回避和“上海书写”研究的遮蔽。

近些年来,“北京书写”在青年作家那里红火起来,徐坤、程青、陆离等女性作家屡有佳作,另有分别以 《北京候鸟》、《啊!北京》引起广泛反响的荆永鸣和徐则臣等一批少壮实力派作家,他们跟邱华栋对京城的符号化欣快有所不同,侧重呈现的是“京漂一族”和外乡进京打工者自己的生活际遇,在近似“新写实”的叙述语态里,情绪上添加了些许温度,飘泊无定感和对命运和境遇的不公的怨怼不再受到刻意的压抑,率真奔劳中的喘息和向往杂陈在字里行间,但是潜隐着的对生活意义的质询使得这些小说充满不屈不挠的内在力量。这些“京漂”所做的“城市书写”,跟沈从文、师陀那个年代相反,沈从文、师陀身体漂在城市,但是心在乡野;而他们,可能来自乡野,则有一股在城中决不善罢甘休的精神韧劲。而其他如 “深圳书写”和“成都书写”也是这种势成扎根的城市生活信念的表露。而对于“上海书写”来说,这早已经是实有之事了。

所谓 “中国城市文学的生成”,当然要有经济文化等大背景的因素,但是就创作主体而言,它建立在较为普遍的盘踞于城市者们的越来越多的城市的感知和书写经验的基础上。在这种有如巴尔扎克般的“城市之心”一旦坚定之后,置身中国式的当代境遇,萃取中国文学的认知传统,以更新的艺术手法整合生成今日中国式的城市文学之大观,文学发展的大势也许就可以从“乡土文学”向“城市文学”发生根本性的位移了。

(编辑:郭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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